日前，山东聊城市冠县一高龄孕妇怀胎九个月，因是计划外怀孕，被数十位计生办干部强行引产，导致母子双亡，当局强迫签署协议赔偿二十一万元，迅速火化尸体。这个消息未见诸于报端，但经一名当事医生在互联网公布亲身经历后，立刻在各大论坛迅速传播，愤怒也在网上延烧。

　　当事医生鸣不平

　　据命案所在地冠县一家医院的医生在互联网上透露，数日前，山东聊城市冠县计生办抓来一个怀胎九个月的孕妇，属于计划外怀孕，强制带到医院引产。她介绍，当时计生办有将近20多人，却没有孕妇的一个家属，孕妇使出全身的力气想保住腹中九个月的胎儿。

　　这位医生表示，胎儿如果当时生下来，完全有足够的生存能力。当时孕妇的挣扎与反抗让他们每个有良知的人看了都感到心酸，但对于当局的土政策却无能为力。

　　当时，六七个身强体壮的男人把她摁到床上扎引产针，这位孕妇曾拼尽一切力气挣脱出去，但第二次第三次，她终归没有挣脱的了。

　　六月12号清晨，这名孕妇感到阵阵的腹痛，五点二十分降临的却是胎儿的尸体，因为胎儿早已在母亲肚子里被毒死。

　　这位医生介绍，胎儿的胎盘刚刚出来，这名孕妇就大出血，医护人员用尽一切抢救手段，但终究未能挽救女子的生命。“血止住了一小会，还是不停的流。继而羊水栓塞，整个过程很快，我们都气管插管上呼吸机了，但是整个过程太快太快，我们还是没能拉得住她…”

　　这位在医院里经常面对生死的医生看到这场惨烈一幕，不禁嗟叹：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孩子，老天你也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世道，惨无人道啊!”

　　她还表示，此时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我们医护人员切身利益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一丝的安全感，我简直看到了绝望，我呼吁，中国的法律体系对医护人员的保护也要多一点，也要对在计划生育中惨死的胎儿一种说法!”

　　据知情者透露，事发时，孕妇丈夫外出当司机，不在家中，有消息称，死者的一个哥哥在冠县防疫站工作，卫生局强压其哥哥处理这件事。

　　家属被逼签协议 当天火化

　　命案发生后，死者家人和村民数十人在保健院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死者丈夫李汝摇周四说：“我们管辖的公安全部出动，强制叫我签字，我不同
意、我哭、我对事件表示不满，我妻子死得冤，我哭，当时还带着女儿。这个副县长太没人性了，他说你不签的话，就动用公安强制，让你尸体都找不到，就这意
思。这个太委屈，两条人命，孩子没几天就出生了，大人也死了。”

　　与此同时当局还向政府部门工作的死者亲属施压并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周一上午，死者丈夫无奈签署二十一万元补偿协议，尸体于当天火化。

　　李汝摇周四接受采访时表示经济赔偿并非他们所求，而是希望能够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为冤死的妻儿讨回公道：“我不是为了钱，我妻子是冤死的，我想要他们负这个法律责任。为什么我们家人没有在场出现这种情况?我是司机当时出车山西，我妻子要求等我回来再引产，他们不让。我妻子活着的时候受了多大委屈我就不知道了。”

　　李长青律师：冠县强制堕胎违法，人权至高无上!

　　记者就此事专门采访了中顾网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李长青律师，李律师给与了强烈谴责。

　　记者：李律师，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李律师：这是一起以计划生育为名，以确保乌纱为实，严重违反宪法、践踏人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这已经给我国的人权纪录严重抹黑，给对我国人权事业指手划脚的国外势力提供了口实。

　　记者：我知道李律师您同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您能不能谈一谈堕胎的过程对胎儿、母亲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影响?

　　李律师：我研究过这方面的资料，堕胎的过程是对胎儿的无情杀戮，并且会给母亲和医务人员造成不可估量的心理创伤。

　　记者：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对于计划外怀孕不实行引产会不会影响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

　　李律师：由于人口基数大的特殊国情，我国在对待怀孕和堕胎的问题上采取了一些和别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做法，比如允许计划外怀孕者实施人工流产。

　　但是出于对人性和人权的尊重，我国法律并没有做出对计划外怀孕者实行强制堕胎的规定。

　　《计划生育法》规定了避孕为主和事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原则，对于计划外怀孕鼓励自愿实行节育手术。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授权计划生育部门可以对计划外怀孕实施强制堕胎。对于公权力的行使，法无授权即禁止。本案中的强制堕胎属于违法行政行为。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农民养儿防老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现实需求。因此，加强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才是计划生育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

　　而我们一些地方政府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度也到了该反思的阶段，这个制度的实行给计生工作官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比别人的生命还重要。本案中不能排除这种因素的作用。

　　记者：具体到本案，您看存在哪些违法行为?

　　李律师：第一、我国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
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
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二，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施行避孕、节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受术者本人同意，并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三，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罪的，从重处罚。

　　因此，依据报道情况，本案中相关人员的行为有可能违反宪法，实施了违法行政行为，也不能排除构成犯罪的可能。

　　记者：李律师，目前受害人家属可以采取哪些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李长青律师：第一，可以依法对涉案计生部门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第二，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当地检察院举报涉案人员的犯罪行为，要求立案侦查，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第三，还可以依法通过逐级信访的渠道向政府、人大、检察院反映问题。

　　鉴于目前的形式，该案件已不适宜在当地管辖，应该申请指定异地管辖。

　　记者：好，谢谢您，李律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李律师：不客气，能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和社会进步做一点贡献是律师的光荣与使命!

 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吁也至少十几年了，迟迟不动是因为制度惰性、因为地方财政舍不得给外地孩子以"市民待遇”、还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我怀疑，现有的地产商和GDP政绩严重依赖城市房价的地方官员有可能是重要阻力。城乡之间的柏林墙一旦被推倒，农村宅基地一旦进入流通，既有楼盘的天文数字房价无疑会受冲击。

Quote

[转贴]拿什么来保护留守儿童那脆弱的生命？

文章提交者：要野蛮野蛮的 加帖在 东方纵横 http://zh.eastday.com/

这是一条让人心痛滴血的新闻，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公会镇杨会村杨万文家中利用小学生在课余时间非法加工爆竹时发生爆炸事故，导致当场死亡1人，受伤13 人，其中烧伤面积达90%以上的5人，烧伤面积55%至78%的5人，烧伤面积12%至40%的3人。在１４名事故受害者中，除１名伤者为６１岁的老人外，其余13名均为植杨小学在读学生。据诊断，有９名特重度烧伤的危重伤员随时有生命危险。(2009年11月15日新华网)
　　
　　又是非法加工爆竹发生爆炸事故，每次出现这样的重大事故之后，总会听到类似的声音：“领导高度重视”、“要总结教训”，但这样的恶性事故却总在领导高度重视、总结教训中发生，不知什么原因，前车之鉴，就是不能成为后事之师？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悲惨的事故，让13名幼小的孩子死的死，伤的伤？
　　
　　目睹过这样悲惨的事情，一辈也不会忘记的。十多前，我在家乡江西鹰潭工作时，中童镇云星村也发生了这样的爆竹加工厂发生爆炸事故，一辆拖拉机把十多位受伤的孩子拉到了镇卫生院，孩子们那凄厉的痛哭嚎叫声，让人心如刀绞，至今想起，也不寒而栗。这些孩子在这非法的爆竹加工坊插“引硝”，一天就为了赚那几毛钱。如今这些孩子双休日去那危险的爆竹加工坊插“引硝”，一天就为那二三块钱，这二三块钱不过是城市孩子在“麦中福”吃的一块蛋糕、一瓶饮料，但农村孩子是没有这种口福的，他们或许为了买一支笔、一个文具盒，或者是为一个书包……但他们没有想到付出的却是伤痛、终生残疾，甚至整个幼小的生命。
　　
　　可我想，这样的非法加工爆竹厂，在十多年前就在“严禁打击”和“坚决取缔”中，怎么就屡禁不止，事故还在频频发生？杨会村党支部书记杨佑记告诉记者，目前全村百分之七十的青壮年都在广东等地打工，小孩留在村上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照顾。由于老人身体状况和精力欠佳等原因，这些“留守儿童”大都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非法加工爆竹发生爆炸事故的理由。这几年，我曾多次到农村调查留守儿童问题，发现留守儿童的确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而更让痛心的是孩子溺水身亡、在交通事故丧身的事不断增多。《中国青年报》在《他们是当下中国最容易受伤害的人》的报道中说，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遭遇一场特大洪灾，12名儿童死亡，其中11个留守儿童。当看到留守儿童那幼小生命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时，就会悲愤地发问：“什么时候才能让留守儿童那幼小的生命不再脆弱？让他们的父母安心打工，而不是提心吊胆地牵挂？”
　　
　　 留守儿童问题不应把责任都归咎家庭管理和教育，难道我们的政府就不应承担责任？拿这次广西非法加工爆竹发生爆炸事故来说，当地村干部和有关执法部门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既然是非法，为何还在加工，直到发生爆炸事故？难道不知道雇用童工是违法的？
　　
　　每一次看到留守儿童的新闻，我的心都会倏然紧张，因为媒体报道留守儿童的新闻大多都是“问题性”的。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 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他们虽然隅居农村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将来对社会的影响？重庆双胞胎“黑老大”张波、张涛，曾经就是一对留守儿童，1999年，张氏夫妇外出打工，把年仅13岁的张波、张涛兄弟交给年迈的爷爷照顾，由于缺乏正确的管教和引导，从赌博开始，逐渐成长为黑社会的头目。
　　
　　谁愿意骨肉分开，那是生活所迫。假如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读书不需要昂贵的借读费，能在就读的地方参加中考、高考，骨肉分离，那样悲惨的事情就肯定少很多。一位在城里拉板车的农民兄弟曾这样对我说，我也不想外出务工，希望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在家里还能照顾孩子，管束孩子，但那些田地只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没有孩子读书的钱。他告诉我拉板车每月可赚600元左右，一年积累下来也才7000元钱，可他孩子上县重点中学就交了1.2万元的赞助费，差不多两年就为这赞助费劳碌。如今乡村好的老师跑进城，跑到沿海发达地区，孩子要是留在乡村中学读，考大学就一点希望也没有。“孩子成绩好，考大学是没问题。为筹集孩子上大学的钱，我还得拼命地拉。”
　　
　　家庭教育是每个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启蒙教育，健全而有效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留守儿童基本缺失了完整而有效的家庭教育。我国有2.3亿的农民在外务工,打工者数量还在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年龄段的约为3000万，其中超过2000万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由于他们与父母的长期分离造成了家庭教育的弱化，情感缺失和心理失衡导致许多留守儿童心理不能健康发展，轻者经常逃学、打架，重者违纪犯法，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面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学者警示：他们可能会成为被“毁掉的一代”，成为国家新的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农村人口外流的一个潜在挑战。
　　
　　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和忧患意识考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将来的“埋单”或许是难以承受之重。怎样才能使农村孩子健康成长？怎样才能保护留守儿童那脆弱的生命？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限制,逐步消除城乡差距，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最能反映海外华人精神贫瘠的地方，莫过于唐人街中文书店里面那一排排满满的紫微星相和风水大全了。每会看到那些书店就禁不住想：大陆人来得晚也就罢了，港台同胞们来这些年了都没有支持起一个像样点的书店，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上周六发现错怪台湾同胞了。亚特兰大路和佳味路交界处的长青文化广场就还不错，我居然在里面流连了一个多小时。上一次有这体验还是读硕时候周末蹲巴诺书店，而那毕竟是卖英文书的所在。

买了两本早该看而没有看的书：台版的<江村经济>和陆版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

买了一本看过但没有保留的书：董桥的<这一代的事>。董的散文其实网上有不少，而这个干净潇洒的聪明人我也不算太喜欢。但他和金耀基这一批人的文字实在是出色，再说这本陆版的小册子很便宜，两块钱买了权当课文来一篇篇重读。

原来觉得给小芥菜选的诗歌不应该包括情诗，但这本选集的大部分应该是他十几岁时候读的，所以那些经典的情诗也应该可以收一点。例如这首在美国婚礼上经常听到的《爱》：

L o v e
by Roy Croft

I love you,
Not only for what you are,
But for what I am
When I am with you.

I love you,
Not only for what
You have made of yourself,
But for what
You are making of me.

I love you
For the part of me
That you bring out;
I love you
For putting your hand
Into my heaped-up heart
And passing over
All the foolish, weak things
That you can’t help
Dimly seeing there,
And for drawing out
Into the light
All the beautiful belongings
That no one else had looked
Quite far enough to find.

I love you because you
Are helping me to make
Of the lumber of my life
Not a tavern
But a temple;
Out of the works
Of my every day
Not a reproach
But a song.

I love you
Because you have done
More than any creed
Could have done
To make me good
And more than any fate
Could have done
To make me happy.
You have done it
Without a touch,
Without a word,
Without a sign.
You have done it
By being yourself.
Perhaps that is what
Being a friend means,
After all.

傅国涌

一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
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
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
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
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
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
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
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1996年9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
《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
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
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
’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
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
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
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
先生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
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 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
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
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优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的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
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二

千
千万万的中文读者记住了唐德刚这个名字，大约主要是因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实，作为史家，他真正的功业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专业，
《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都已成为这个领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我有时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这些通俗性历
史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业余”之作，属于无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经营。

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
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说的“
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如果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不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口述历史决
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
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
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口述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
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
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顾维钧是一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
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顾维钧回忆录》的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
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当他离开当时哥大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
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就没有李宗仁回忆录那样可读了。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个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
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
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
经意之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
值。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
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
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
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
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
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
性，就是他以 “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
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
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浑打科，
淡笑戏虐，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多
年前，唐德刚曾用“以一人敌一国”来评价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刘绍唐。以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几乎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拥有“以一人敌一国”的
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些人，希腊、罗马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这些人，乃至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斯宾格勒，以及写下《第三帝国的兴亡》
的威廉·夏洛伊，……他们凭借自己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都活在时光之流中，不可磨灭。生于20世纪、殁于21世纪的唐德
刚，因着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树，因着他脍炙人口的历史作品，更因着融汇了他生命情怀的“三峡史观，注定也要进入这个“以一人敌一国”的精神谱系。

送你摄影师叔叔上飞机的时候，想起有首老歌这样唱：“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

姜育恒唱这歌时候的台湾，也正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批判城市化痼疾、郑智化在《水手》里痛斥都市人情冷漠的阶段。此时距离messenger、facebook、
twitter和豆瓣这些当代人用以对付孤独感的武器出现，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因此他那个时候，感叹“投入另外一个陌生”是有理由的。在科技已经提供
了用趣缘连接陌生人的今天，《驿动的心》就稍有些不合时宜了，更合适的也许是高适的这首送别诗：

【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在高适看来，董庭兰那一手琴艺足够他在任何地方碰到知音。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只要珍惜自己喜爱的“琴艺”，就根本不必愁那个有没有“琴友”的问题。